【听医者讲述】 

国医大师许润三，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，从医70余载，潜心医道，精于脉案，精通内外妇儿诸科，尤擅于妇科疾病诊疗，最先提出不孕症应采用辨证与辨病有机结合的治疗方案，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中医诊疗规范，填补了中医在治疗输卵管阻塞方面论述及治疗的空白；治愈不孕症患者数以千计，遍及国内外；先后培养200余名中医妇科领域的临床专家、科研骨干及教学英才；曾主编或参编《中医妇产科学》《中医证候鉴别诊断学》等学术专著二十余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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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疗不孕症，面对的不只是不孕的妇女，还有渴望新生命的整个家庭。许老将岐黄春暖送达千家万户，仁心仁德赢得了患者敬重，走廊中、诊室里，一声声“许爷爷”不绝于耳。

——访谈人刘宝琴

我和中医注定是一辈子的缘分！

20世纪30年代，在江苏盐城阜宁县，兵荒马乱，那时候我10多岁。为了躲避日本兵的扫荡，我逃进了围沟，原本体弱的我患上脓疱疹，昏迷两天两夜。家人抱着一线希望，请来了江苏名医崔省三为我医治。一服中药灌下，父母说我不久之后醒了，并且通过中药调理，再没犯过病。这一次救命的经历，让我与中医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在家人劝说下，我立下了从医志，拜崔省三为师。

学徒生活非常辛苦，除了照顾师傅一家的饮食起居外，只能白天利用跟师学习记录脉案，晚上揣摩脉案，平时抽空研读了不少老师家的中医藏书。目睹了老师治疗疾病的过程，深感中医疗效的神奇。学徒4年后，我离开老师独立诊病。行医之初，每日拿着老师的脉案诊病，看证拿脉后索案下药，夜晚则悉心思索白天的脉案是否合理，翻阅医学文献以印证自己的看法，在这样的临证中逐渐有了自己对疾病的一套比较完整的认识。其中，有两例已被其他医者认定无望的病例被成功救治，这更加坚定了我热爱中医、献身中医事业的决心。

后来，我来到北京中医学院任教。当时学院的师资力量不足，临床、教学任务繁重，我分别讲过基础、诊断、内科等多门课程，现场教学更是内、外、妇、儿各科都要兼顾。1984年，我调入中日友好医院，担任中医妇科主任。中医治疗输卵管不通，并非易事。当时中医没有输卵管阻塞的病名，也没有对应输卵管不通治疗的具体疗法，这让人伤透脑筋。如何用中医思维去治疗现代医学概念下的疾病？

我在日常诊治中发现，众多妇女因不孕症深陷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，于是将研究方向聚焦在西医没有较好的治疗方法、中医治疗优势较为明显的输卵管不通导致的不孕不育上。但历代中医文献中，从没有与输卵管阻塞相关的病名。

根据现代医学对其病理表现及临床体征的诊断，我认为此病症与中医的“气滞血瘀”极为相似，运用中医传统辨证和输卵管局部辨病相结合的治疗思路，在张仲景的经典名方“四逆散”的基础上加入通络之药，辅以理气活血、通畅气机、化瘀通络等手法来治疗输卵管阻塞，治愈率可达80%。

1999年，我在美国学术交流期间，遇到一位36岁的妇女，患不孕症多年，花费将近9万美元做过8次试管婴儿，都未能如愿。当时她托人想找我面诊，本着“看好一例不孕症，就等于保全一个小家庭”的想法，我在紧锣密鼓的行程中专门抽出时间为这位患者进行诊治。令人欣喜的是，服用汤药36剂后，她成功怀孕了。

经常有偏远地区的患者来现场加号，无论门诊忙到几点，我都来者不拒。一些患者经济拮据，为了让他们实现当天往返，节约住宿费，一屁股从早坐到晚是我的常态。我一直认为医乃仁术，不能做冷冰冰的医生，我们的诊疗要有温度和人情味，多体谅患者不易，多替她们考虑。

社会上总有些拿中医和西医对比的观点，我重视中医，但不排斥西医，两者各有所长，可以取长补短。西医诊断注重局部病变，而中医诊断注重全身影响；西医治疗偏重共性，较少考虑个体差异，相同的病用同一类药，治疗规范化、程序化。而中医治疗偏重个性，量身定制。

我们在临床实践中可以不断发掘、研究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，寻找结合点，以进一步印证中医理论的正确性，并为指导临床治疗开辟更广泛的途径，提高治愈率。这些年，通过对中西医妇科生理理论的系统研究和对比，我们从女性解剖、功能等方面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述，为中西医结合研究妇科疾病提供了一些依据。

对于医疗中遇到的各种难题，读经典、多临床，仍是破题的不二法门。经典阅读后需要去临床实践，临床不足再回头读书，之后再回到临床验证，这种循序渐进、学用反复的方法才是最切实有效的。

我注重培养学生“师古不泥古”的精神，要求学生们要“勤学善悟”，既要关注中西医的现代研究，又要精勤于自身的临床实践，融会贯通，逐渐形成自己的独特诊疗体系。如今，热爱中医、献身中医的年轻人越来越多，我非常开心，还有什么比后继有人更令人欣慰呢！

（光明日报记者 金振娅整理）

《光明日报》（ 2022年08月06日 07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