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安和农户到山下取水（本版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）

赵安

【资料图】

村民选举小组长

赵安在中国社科院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言

“我是一个小镇青年，曲折辗转只为谋生……”7月初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毕业典礼上，出生于甘肃镇原县一间窑洞里的赵安操着一口西北口音，作为毕业生代表发言。

他的博士论文致谢走红后，有网友说，读哭了，“与你走过的路那么相似，唯有继续奔跑。”

“很多人从我身上看到了自己。”赵安说，他也收到很多老乡留言，有的说，“希望回来造福乡里”，还有的说，“希望你回来做个好干部”。

“家乡的人们对我有很多期待。”赵安说，从事农业农村相关研究与实践，将是他这一生的事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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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社科院大学赵安在博士论文致谢中写道：我从2005年18岁离开故乡，负笈远游，至今35岁博士毕业，整整17年时间过去。期间参加过7次研究生考试、3次博士论文答辩，最终完成了草学学士、法律硕士、经济学博士等阶段的学习。也曾因学业一度中断，在基层担任第一书记、在多家农业企业打工，曲折废弛难以尽述。

他感慨：“回首望过去，可怜无数山。”“一个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，就能忍受任何一种生活。”

小镇青年

“我是一个小镇青年，曲折辗转只为谋生……”7月初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毕业典礼上，出生于甘肃镇原县一间窑洞里的赵安操着一口西北口音，作为毕业生代表发言。

8分钟时间里，他主要讲述了10年前的基层工作经历，“重塑了我认识这个社会的价值体系。”

那时，他每天骑着一辆自行车，翻越20里山路，从镇原县城关镇前往村里。村里没有食堂和商店，早上从镇里出发要带够全天的粮食。

有一次因为走得太远，赵安将自行车寄存在山下的农户家，没能在天黑前走下山，一路靠捡山上的酸枣充饥，按照山羊的粪便和足迹才摸下山来。

他原本计划的人生是成为一名学者，“走出乡镇”。从小，父母和老师都说：“知识改变命运。”

18岁以前，他很少走出过家乡屯子镇。因为父母都是老师，二胎的他出生就被叫作“黑娃”，寄养在乡下爷爷奶奶家。三岁时，奶奶去世，他又被送到舅舅家。

在舅舅家生活，赵安觉得自己像“空气”。“童年四处藏匿，使我陷落于爱的贫困，一生不得治愈。”赵安觉得，自己从出生起，就是一个“边缘者”。

回到父母身边后，生活没有太大改变。父亲虽然在镇里当老师，但每天要骑车20里地回村种地，穿着满是洞的背心割麦子。

他撑袋子，父亲往里头倒麦子。撑不好袋子麦子撒落，引来父亲严厉的责骂。

小时候，赵安最期待父亲去西安。每次父亲会买几袋泡面，泡一袋给他吃。那是赵安平时吃不到的“奢侈品”。

长大后，赵安一回想起这个画面就痛心。父亲去西安是去看病，6点就要起床。回来时，父亲背一个大冰块，里面放着冷藏的药品，到家后立即找镇上的饭馆，请求人家帮忙冷藏。

那时，父亲在赵安的眼中是矮小的。小时候，他体弱多病，父亲带他去镇上的小诊所，抓几副中药喝，喝了几次都不好，他怨父亲，“为什么不去大点的地方看病？”

后来，父亲带他去庆阳市看病，医生让住院，父亲坚决不让，说家里没钱，回家再用药就行。父子俩坐在马路牙子上说话，赵安生气，嫌父亲没本事，父亲说，“我就这么大的能力。”

后来，父亲在赵安21岁那一年病逝，离开时未满50岁。每次想到父亲，赵安都想找地方“号啕大哭一场”。

多年以后，他才理解父亲的无奈，意识到“一个人要突破自身的种种局限，来实现改变是多么艰难”。

他记得，父亲的梦想是买一辆桑塔纳回老家，光宗耀祖，“小人物就这么一点理想，小到让你觉得可笑。”工作后，赵安买的第一辆车就是桑塔纳。

赵安说，父亲带给自己最大的影响，就是人不能知足，要奋斗，“要一直往上走”。

读高中时，几十个学生挤在一间宿舍里，没有空调，没有暖气，床上只有一个草垫子，学生们大多就着咸菜吃馒头。

赵安一心想离开落后的家乡，考上了兰州大学，想报化学专业，分数不够，转报草业科学。

刚到兰州时，赵安分不清东西南北，看不懂红绿灯，不会乘坐交通工具，进到大楼里因没见过电梯而找不到上楼的入口。入学之后，不知同学所说的百度和QQ为何物。

大四，赵安和同学去市周边县城的饲料厂实习，环境艰苦。他觉得草学冷门，不好就业，想考经济学的研究生。

2005年，赵安去了广州，边工作边考研。

落寞归乡

在广州，和草学相关的岗位寥寥无几，赵安找到一份地产公司的文案工作，干了不到半年，公司就倒闭了。他又去了一家地产公司，月薪2000多元。

为了省钱，赵安租住在城中村的“握手楼”，楼道潮湿阴暗，老鼠、虫子跑来跑去，五六平方米的房间只能放下一张单人床。

房间里看不到阳光，有时候早晨醒来，他找不到眼镜，感到无比恐慌，摸索好一会儿才从某个缝隙里找到。

那种恐慌感导致他现在还害怕待在没有窗户的房间，不敢长时间坐飞机、待在密闭的空间里。在广州时，他常常想冲出屋子，到宽敞的地方大喊一声。

书籍是赵安的安慰。到了周末，他白天去附近一个学校的教室里准备考研，晚上回到“胶囊屋”，趴在床上读周国平、尼采，经常读到深夜两三点。

他对尼采的“强烈意志学说”印象深刻，认为“人活着就是要大闹一场。”然而，现实是，赵安考了3年研究生都不理想。

在繁华的广州，赵安感觉到“人的渺小和对未来的恐惧”。待了2年多，他听母亲的话，回甘肃的家乡考编，被分配到镇里的党政办公室，做会议记录、处理文件、写文字材料。

那段时间，赵安心理落差很大。大学3个舍友，一个去国外深造，一个去北京读研究生，一个转入投行公司，只有他“衣锦还乡”。

他又开始准备考研，入职不到半年，正赶上省里选派第一批“第一书记”，下村支持乡村工作。

时任镇原县城关镇党委书记的李四科在年轻干部里筛选简历，发现赵安学历高，写材料思路清晰，还是寒门子弟，推荐他去城关镇五里沟村担任第一书记。

五里沟村是一个有着几千人的贫困山村，河流穿越山谷，村民住在半山腰的窑洞上。

虽然也是村娃，但赵安入户调研时，仍被这里的贫穷震惊。有的家里窑洞极度黑暗，铺在炕上的被子多年没有换过，锅里只有几个馒头。

这里的交通和水资源极其匮乏，农民喝水、浇地，要牵着一头驮着两个大水桶的毛驴，走过狭窄的羊肠小道，到山下取水。

每次下雨，泥路被雨水冲刷，一片狼藉。由于山路过于狭窄，“人死了连棺材都抬不上去”，大型农业机械更上不去，农民只能靠牲口犁地。

目睹山里的贫困面貌，赵安一心想做点事，开始修路。村里没有集体资金，赵安设“功德榜”，号召村民捐钱，只筹到几千元。

他又把目光投向同乡的农民企业家，去了兰州、西宁，找到做天然气生意的两兄弟，募得4万元现金。乡里又批给这个村5万元修路资金。

赵安雇了两辆铲土机，在途经粮田最多的地方修路。

其间，赵安初次认识到乡村工作的复杂性：有的人说家门口的粪堆、花椒被铲土机推了，要求补偿。有的人认为路线设计不合理，带一群人闹。还有的人嫌弃把路口修到自己家，途经车辆多，太吵。

赵安说好话，给补偿，一一安抚，前后修了一个月。年底，镇里对各村进行评比，原本排倒数的五里沟村跃居前列，修路沿线的群众送来锦旗，赵安感觉“一下子有了价值感”。

那年年末，他和朋友去庆阳市参加第四次研究生考试，途经市委大楼，看到一个大牌子上写着“面向群众”，“群众”两个繁体字看起来像“犀牛”。两人调侃，如果有一天能进到这栋大楼里，“面向一下犀牛”，这一生就算实现了理想。

这一次，赵安考上一所“985”院校，但由于基层工作在身，他只好忍痛放弃。

2012年，甘肃省开展联村联户、为民富民的“双联”行动，实施精准扶贫。镇原县祁川村被确定为全县215个村里，唯一一个市委精准扶贫的联系单位。赵安又被任命为祁川村党支部书记。

“最后一公里”

与五里沟村不同，祁川村获得省、市大量资源倾斜，赵安不需要再四处要钱，而是要将政策“落实到最后一公里”。

赵安观察到，大量资源的注入打破了村庄原有的平衡，涉及资源分配问题，村里矛盾频出，而矛盾的症结点常常令人意想不到。

比如村里“实有人口”的认定问题。2012年，村里一个小组被选址为县里公墓区的建设区，涉及征地赔款高达几百万元。分配赔款时，赵安发现，公安机关、计生委和村里提供的三套人口数据不一致。

虽然大多数村民善良、朴实，但农村关系复杂，资源分配是难题。有一次，县城治理河道，征收一个小组的川地。小组绝大多数人都姓李，上世纪演化为“甲、乙、丙”3个小组，之后又合并。

征用地在甲、乙两个小组川区，这两个小组认为，所征地是他们的口粮田，再由丙组参与分配不合理。但丙组认为，所征之地是小组集体资产，且父辈们共同抢修过这片川地，应该获得征地赔款。

双方互不相让，越吵越凶，甚至扬言“从此不在一个祖坟里烧纸”。镇里多次开会讨论，最终决定，丙小组调整出几亩地给另外两小组使用，征地款则由3个小组共同分配。

但几个小组都不认可此方案。

梳理这一案例时，赵安倍感困惑，不知道将这些现象应该归为政治学还是社会学问题。

到了工作后期，他愈发感到乡村工作的复杂，“就像海边捡不完的贝壳。”赵安被骂过，还被吐过唾沫。

曾经，赵安视做一名学者为理想。但基层工作让赵安意识到，现实的复杂性不是光靠在办公室生产“高深理论”就能解决的，有时候，农民的法子更接地气。

2013年元旦，赵安召集6个村民小组开群众会，就10项拟实施的项目进行投票。

但有的村民不识字，看不懂项目文字。有人提议，“投石计票”——将10件待选项目制作成卡片，匹配简易明了的图片，放置在10个小盆中，农民以石子为选票，掷入盆中。

用这种方法，全村收集到700多张选票。赵安发现，基础设施项目的需求占总票数过半，而在产业开发方面，村民接受速度较慢。

身为一个农村孩子，又是草畜专业出身，赵安一直希望通过专业知识，帮助村里人致富。一天，村里两个年轻人找到赵安，说想挣钱，但不知道干啥好。

赵安建议他们养羊。年轻人有些畏难，赵安又给他们做工作，说村里有各种补贴政策，养殖户只需要拿一小部分钱。

两个年轻人没有资金，赵安又通过互助资金为他们贷款，他们终于建起了两个小羊棚，打了两眼水窖。

原本以为只要羊生下小羊羔，就能到市场卖钱，但赵安发现，养羊是个技术活，需要特定时间让羊发情，等羊怀上羊羔、顺利生产后，还要帮小羊吃奶，防止冻死。

而卖羊门道更多，农户要自己去找“二道贩子”，熟悉销售渠道。两个年轻人在这些方面没有经验，干了两年就放弃了。

这次经历带给赵安很多思考，“农民并不是不勤劳，只是他们的力量太过有限。”自那之后，赵安心里有个愿望，“有一天具备实力，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和人脉资源，回村办一个草畜合作社，带领更多弱者发展种草和养殖产业。”

感觉到自身知识匮乏，2012年，赵安去了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学院读在职硕士，这一次不是为了学历，而是“寻找治理村庄的方法”。

学习时间集中在假期，赵安每次去要先坐车到西安，再从西安坐十几个小时火车到达北京。

赵安说，这段经历提供给他一种看待农村问题的“视野和方法”，“将经济学问题微观化，对农村工作进行专题式深挖，比如农村金融，参与式扶贫。”

孤独者的实验

在人民大学的课堂上，赵安第一次了解到孟加拉国经济学家、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罕默德·尤努斯创立的“乡村银行”。这是一种成熟的扶贫金融模式，面向贫民，提供小额、低息贷款，无须抵押和担保人，以五人小组联保代替担保，作为约束机制。

30年间，尤努斯先后贷款给639万人，其中96%是女性，还款率高达98.89%。

听说这个制度，赵安很兴奋，查阅了很多资料。回到祁川村后，他从县财政拨款争取到15万元启动资金，建立了“祁川村扶贫互助协会”，试图探索农村金融制度。

一周内，协会发展了35人会员，缴纳互助金3500元。协会章程规定，每笔贷款最高额度5000元，半年结清一次，并以至少三户人家为联保。

此外，资金优先贷给从事花卉苗木、养殖等金融指导产业的农户。不过，赵安注意到，多数村民后来将贷款资金用于消费，有的看病，有的盖房，给儿子娶媳妇。

半年之后，除一户人家，贷款收回。几个月后，欠缴的一户也还上了贷款。考虑到资金规模小，赵安想吸纳村民小额存款，以扩大资金规模，被坚决制止。

后来的事实证明，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态蕴藏着极大的风险。

2013年6月，庆阳市政府向乡镇投入1000万元低息扶贫贷款，协会得到100万元新增贷款。随着资金规模扩大、利息提高和期限的延长，有的村民开始拖欠还款，且逾期率逐年增高。

因为村民没有抵押物，赵安只能用“软约束”的方式催债，挂横幅、刷墙、换海报，提出口号“农民是最讲信用的人”，但效果有限。到2014年年底，还款逾期率高达50.8%。

最终，这场长达3年的经济实验黯然收场，赵安也为此承担了巨大的压力，但他并不后悔。

赵安认为，通过资源堆积打造出来的扶贫村不可复制，想破除“短、平、快”的评价标准，探索一种“长效的工作机制”。

为此，他开展过一系列制度实验，比如村庄卫生清扫工作。村部、街道、水渠常常垃圾成堆，很多村民把垃圾倒在门口，每年耗费几万元清洁费全靠乡政府转移支付。赵安尝试让各村民小组轮流打扫，让优先享受“低保”的村民带头打扫等等，但无人理会。一位村民甚至当着赵安的面倒垃圾。

赵安在民主选举上也倾注了很多心力。

2013年年初，一位村民小组组长因未及时公示组内集体账务、管理混乱引发村民不满，村民要求撤换组长。村里决定按照民主选举流程进行小组长换届。

根据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，村民小组有三分之二以上户的代表到会，选举才有效。但选举当天，300多位选民只来了70多人，还是在工作人员百般催促下到场的。

选举过程中更是问题频出。好不容易收集完选票，得票最高者票数未过半，应该再次组织投票，但大批村民因天热中途离场。

之后，赵安又多次召集村民选举，愿意来投票的人不多，只能按照第一次投票结果任命组长。

赵安设想在每个村民小组选举5个村民代表，和组长共同推荐候选者。但村民对于参选并不热情，好不容易选出来5个人，有的人说家里生意忙，不想当。

赵安又给人说好话，做工作，才勉强凑齐6个村民小组的30名代表。

之后，村里让村民自荐低保候选人，现场一片混乱，这人正在说家里多穷，另一个人跳出来大骂说“不穷”，还有的直接在现场打起来了。

村里一遍遍开会，开到后面，村民和村民代表都不来了，评低保的方式又回到老样子。

“真正给予社会行使民主的自主权，就一定能结出民主的果实吗？海选一定能产生公意吗？”多次组织选举无果，赵安对此怀疑。

其间，有人劝他，基层干部应该执行命令，而不是做很多创新。赵安不认同，“这10年来，我一直在反思‘看得见摸得着’的盆景式工程，基层干部要建机制。”

工作到了第三年，赵安感觉“很孤独”，常常找李四科讨论农村问题。

在李四科看来，赵安“没有私心，想干实事”，对他的要求总是尽可能支持。不过，他深知，“靠一个人的力量把家乡改变很难”。

2016年6月，赵安结束村支书工作，决定继续读书深造，“这是最适合的一条路。”

在离开之前，他想把3年基层工作写成书出版，“转身时留下一个背影。”

他“卯着劲”写了30余万字，给出版社发邮件，无一回复。他又打印了3本书，背着书包去北京，白天找出版社，晚上住在高中同学的出租房里，找了一个多月也无人问津。

赵安失望地回到家乡。过了大半年，中国法制出版社的一位编辑表示对书感兴趣，《祁村奋斗》出版。

在这本书中，赵安从经济、法治两个方面，系统梳理了在祁川村的工作。在赵安看来，基层民主选举需要反复海选、试错，才能激发村民的民主意识。

赵安总结，互助协会在“零抵押、无担保”的赤裸状态下运行，失败是必然的，“只有农村金融立法体系逐渐完善，农村信用体系、担保体系、评价体系、金融环境发育成熟，才有可能孕育成功的农村合作金融。”

“三农”学者李昌平给这本书作序写道，“赵安之（赵安的笔名）‘千金拨不动四两’的无奈是刻骨铭心的，他的思考也是深刻的，但未必全部正确。这或许只是一个开始。赵安之的开始，是花了三年时间身体力行的开始，是严肃认真的，全社会都应该有赵安之这样严肃的态度面对中国的重大问题。”

从容行走

赵安觉得，后来多年学习深造，都是对这段基层经历的“反刍”，“那时候是粗线条的，之后是精雕细刻。”

由于农村工作常常需要了解土地法、合同法等相关法律，赵安转为考法律硕士，考了两次，才考上兰州大学法硕。

2018年，赵安硕士毕业，收到法学、农学、经济学3个方向的博士录取通知书，非常开心，“实现知识到一定积累后的系统性回报”。

他进入中国社科院大学农村发展研究所深造，和一批职业学者探讨农村问题，视野变得更加开阔。

他对合作社有了更深入的了解，“用我导师的话说，合作社是一所大学，农民要在合作社学校当中学习互帮互助，共同决策的一种理性精神，需要时间、耐心训练。”

他在多个场合谈论基层工作经历，强调学术和实践要互动，但鲜有人在意他的声音，这让他觉得，不管在基层，还是在学术界，自己都是“主流体系的边缘者”。

他关注的人群也大多是边缘者。博士论文，他研究农民工工伤保险问题，尘肺病病人是他的关注的人群之一。

他去了10多个省、20多个县访谈尘肺病病人。在湖南永州，他遇到一位两三个孩子的母亲，才二十六七岁，被问怕不怕，女人说不怕，就是不知道孩子怎么办。看到对方无助的眼神，身为父亲的赵安心里难受。

还有湖南一个乡的很多村民，在广州深圳打地基建高楼，多年不通风的地下环境使得他们患上尘肺病，“这些人都被淹没在尘埃之中。”

赵安想将这些人的故事出书，但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，这让他有一种“思想无法传递”的苦闷。

实际上，他一直在个人追求和社会评价两条体系中摇摆。

一位同学在国际顶级期刊发表论文，“成果非常耀眼”。他很羡慕，同样是多年辛苦读书，却连一个教职都有可能拿不到。

多年辛苦奋斗，他的心里积郁了一些“拧巴”。第一次申请博士没成，他不服气，“我在村里三年，研究的东西比一个硕士生差吗？”找工作，招聘单位优先选择清北毕业生，他感到不公，“我们都活在这样一种鄙视链中。”

他不认同靠学历评判一个人，但又不得不依靠这种评价体系。

“我用有限的资源禀赋，做一些有益于自己、社会的事情就足够了，我不接受什么排名什么评价。”赵安慢慢与自我和解，不局限于做一名学者，“我的职业是行走，我的专业是思考。”

博士论文致谢走红后，有网友说，读哭了，“与你走过的路那么相似，唯有继续奔跑。”有网友感慨草根奋斗的不易，“鱼跃龙门都是几代人的努力。”

“很多人从我身上看到了自己。”赵安说，“他们希望看到我这样的人好，这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希望，虽然很悲壮。”

他也收到很多老乡留言，有的说，“希望回来造福乡里”，还有的说，“希望你回来做个好干部”。

“家乡的人们对我有很多期待。”赵安说，从事农业农村相关研究与实践，将是他这一生的事业。

7月初，赵安回到祁川村调研，感受到村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。

以前，村里有消息要挨家挨户打电话通知，打不通还要骑着摩托车去村民家里。现在，有了智能手机，村里组建了小组群。村民再也不用担心喝不到水，政府补贴每户人家买了电井，很多人家将小汽车开到了家门口。

不过，赵安和现任村支书聊过之后，发现7年前的一些问题依然没有解决。如果有机会，他还想继续自己未竟的互助协会实验，“坚持探索，不要间断。”

未来几年，他打算再写一本《祁村十年》。